反官僚主义斗争是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内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苏区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中心区，也是中国共产党开展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核心区。对于官僚主义，毛泽东明确指出：“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应有的，经济建设工作同样来不得官僚主义。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扔进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每个同志喜欢的应该是群众化的方式，即是每个工人、农民所喜欢接受的方式。”因而，中央苏区纠治官僚主义的斗争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作风建设中具有鲜明的代表性。

开展调查研究及时纠偏

    一方面，突出表现为“反对本本主义”。早在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鲜明地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在古田会议决议案中，毛泽东对红四军党内严重存在的主观主义思想作风又提出严厉批评：“主观主义在某些党员中浓厚的存在，这对分析政治形势和指导工作都非常不利，因为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

    另一方面，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毛泽东在中央苏区进行了大量的实际调查，如仁风山调查、寻乌调查、兴国调查等，开创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求真务实、注重调查研究的新风。中央苏区各级党组织、苏维埃政府注重通过调查研究及时发现工作中的问题，并第一时间进行调整。于都县罗坊区三门滩乡在推销经济建设公债时，发生了摊派、命令、强迫等问题，“该区委、区苏感觉到这问题的严重，立即派人到该乡调查，明了真相后，当即召集全乡党团员及全乡代表大会，严格指出该乡苏李汉盛官僚主义及摊派命令强迫方式，给了无情的打击……不（到）二天的时间，该乡劳苦工农群众自动的推销经济建设公债一千余元，集中现金九百余元”。

    1933年9月，针对当时查田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中共中央及时作出《关于查田运动的第二次决议》，提出“要反对在查田运动中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如查田不经过宣传和讲阶级，不经过群众讨论阶级，不召集工会、贫农团会议，只由工作团或几个同志去秘密查田，甚至几个人黑夜去没收”。

开展节省运动

    中央苏区十分注重干部领导和工作方法，以打破因国民党军队严密封锁而造成的物质生活困难。

    从1933年冬天开始，家住苏区的本地干部自带干粮去上班，在瑞金的中央机关后方工作人员成立“节省总会”，大家每天只吃两餐饭，节约一餐口粮支援前线。同一时期出版的《红色中华》几乎在每期上都有关于机关、团体、部队、学校开展节省运动的介绍和评论。《红色中华》倡议实践“六项节省规约”，号召全体苏区干部每人每天节省一个铜板、不进饭馆不额外加餐、节省30%的办公费用、建立节省箱、每个伙食单位自建菜园自供蔬菜，并开设专栏介绍“响应本报节省号召”的情况。在群众支持下，中央总务厅全苏大会工程所查出了5个贪污分子，中央总务厅下属运输队查出1个，教育部查出1个。节省运动等纠治官僚主义斗争更多的是以运动、竞赛的方式开展。如上杭县苏区工作人员热烈响应号召，以同志与同志的监督来实现运动的目标。

批评和自我批评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纠正党内不良倾向的重要方法。1929年7月红四军第三纵队政治部编印的《党员训练大纲》专列一节“怎样批评同志”，为根据地党组织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提供了方法指导。1930年10月发出的《中共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告同志书》强调：“现在，我们号召全党同志和各级党部，根据这种精神，坚决的实行对于工作的检查实行自我批评。”文件认为，要防止出现为了批评而批评的“仅限于一般原则和全国政策上的空洞的批评”，也要有“公开认清事实的勇敢，而不应当夸大和隐瞒”。《红色中华》刊文指出自我批评对反对官僚主义的重要作用：“极大的发展自我批评，对于每个同志的工作应有经常的检查的督促，要以阶级路线的观点与立场来清洗机关中的工作人员。毫不留情的把一切阶级异己分子与贪污腐化，专门坐在机关里发号施令而不做一点实际工作的官僚主义分子扫出苏维埃机关以外。”自我批评的内容也会登上机关报，作为范例。在《粉碎贪污腐化官僚主义——傅禄同志的自我批评》一文中，傅禄自我批评说：“在三月中间就是（有）贪污腐化官僚主义实际表现，例如去买米及买菜就私用了公家四块多钱，拿去买表及吃东西，在工作中是不积极的，而是消极怠工，对一般的工作不负责任。”他将发生这些错误的原因归结为“对目前政治不深刻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