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毕业多年了，但对语文老师印象非常深刻，却无论如何也想不起他的名字。

    只记得他姓薛，那是因为他讲《红楼梦》时顺便说了一句——“我好歹也算是四大家族的”。向一位同学打听薛老师的名字，刚说了“初三时给咱们教语文，爱骂人，男女都骂的那个”，同学一下子就崩出三个字——“薛天民”。是，没错，就是他；对他教过的每名学生来说，这是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

    初三开学，知道薛老师是我们班的语文老师时，很多同学都感觉后背发凉。他的坏脾气在学校是出了名的，一个学期下来，没被他教训过的学生寥寥无几。除非你学习成绩特别好，要不然无论如何也入不了他的法眼。如果用现在的流行语形容，他就是典型的“毒舌”。他会说身材高但学习不用功的学生是“白杨树”，意思是只知道长个子、不长脑子。遇到身材矮也不好好学习的，又说是“臭蒿蒿”，不但个子低还没大用处。就连一个名字是复姓的同学，也因为没把心思用在学习上，一直被薛老师唤作“那四个字的”。

    薛老师身材瘦癯，四十多岁的人，看起来却像一个小老头。一副高度近视镜架在鼻梁上，像瓶底一样厚，让他的行为看起来多少有点笨拙。听说他刚上班时视力还可以，后来教书时间长了，才成这样。

    作为一名语文老师，薛老师对学生作文尤其重视，经常大段大段修改。作业本发下来时，他用红笔密密麻麻批改过的作文，让我记忆深刻。有时，一篇文章除了题目是学生写的，整篇文章几乎都被他改过一遍。薛老师要求我们把他批改过的作文重新抄写一遍。对他这要求，我当时尤其不能理解，觉得他改的未必就好，有那功夫还不如多读几遍课文。现在回想起来，在那个连参考书都缺乏的年代，在一个农村学校，也正是他这种看似笨拙的教学方法，才让我们的写作水平在不知不觉中提高了不少。

    薛老师改学生作文时有多耐心，发作文本时脾气就有多暴躁。一摞作文本放在讲桌上，他一本一本拿出来讲存在的问题。无论是谁，只要作业本被薛老师拿在手里，不由得会心惊肉跳。要是被薛老师发现你犯了低级错误，或者他以前讲过的知识点你又弄错，你的作文本就会立刻从他手里起飞，而且不知道最终会在哪里降落。有个女生描写母亲蒸好的馒头，写了一句“白茫茫的馒头”，薛老师问那个女生：“你母亲做的馒头能有多大？白茫茫的意思是一眼望不到边的白，你用这个词时也不考虑一下合适不。是不是当时脑子里只想着吃？”话音刚落，那作文本就飞出了二楼窗户。我记得那女生是一路哭着下楼捡回来的。我估计，不仅这个女生，全班同学以后都不会用错这个词了。

    如果遇到发语文试卷，薛老师会让成绩低于某个分数的学生站成一排，挨个数落一顿。这个分数不固定，这次是五十多分，下次有可能是九十多分，完全由薛老师根据试卷难易程度以及他是否讲过类似知识点确定。哪怕你考了全班第一，但如果犯了简单错误，在他那里也是不能原谅的。薛老师的女儿在我们班，有一次她没考好，也被罚站在教室前面。他指着女儿骂：“这么简单的问题，你都能答错，简直是羞了你先人！”可能意识到这话也骂了自己，薛老师噗嗤一声笑了，他女儿却哭得稀里哗啦。

    我一直觉得薛老师认真得有点迂腐。比如刚开学，他布置的作文题是《金秋赞歌》，几乎全班学生都挨了骂。他认为文章要突出题目中的“金”字，除了黄色，其他颜色都不能写进文章，即使非写不可也要一笔带过，要不然就算跑题。记得有个学生这次作文写得不错，被当作范文在全班朗读，但只因在文章中提到了棉花，被薛老师骂作“色盲、分不清白色和黄色”，这个学生为此耿耿于怀了很长时间。说到这里，你应该猜得出来，这个学生就是我。

    告诉我薛老师姓名的同学，还顺便提到一件事。她去年回老家时，曾见到薛老师，八十多岁了，佝偻着腰，走路很慢，完全没有了以往的精气神，看得让她心里难受。她很想上前打招呼、问候老师一声，可最后还是没有鼓起勇气，只是远远看着薛老师，直到他最终从视野中消失。问她为什么，她带着哭腔说了句：“上学时被薛老师骂怕了，看见他老人家就心里发怵。”

    这位同学在县城教书，现在也是一名优秀的语文老师。我知道她不是害怕，而是不想承认薛老师的忽然老去。她肯定和所有挨过薛老师骂的学生一样，希望薛老师一直是那个训起人来让我们胆战心惊却又心服口服的严厉小老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