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是新中国由孕育走向诞生之年，也是中国共产党人“进京赶考”的起步之年、出发之时。在此期间，作为中共中央的领导核心成员之一、新中国的缔造者之一，周恩来面对“赶考”中的诸多重大命题给出了一系列发人深省的答案。

一次意味深长的对话

    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领导动身从西柏坡向北平进发。在这样一个不同寻常的历史时刻，周恩来与毛泽东留下的那段意味深长的对话，至今仍时常萦绕在人们的耳边。毛泽东兴奋地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周恩来应答道：“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言语不多，分量却很重。轻松的对话中，蕴含着两位风雨同舟几十年的革命老战友对建设新中国的深谋远虑和对中国共产党未来的沉甸甸思考。

    周恩来在应答中，很默契地引用了“考试”的概念，表明对毛泽东“进京赶考”这一生动形象比喻的高度认同。他清醒地意识到，中国共产党执政，确如命运攸关的“大考”，需要面对无数的未知和不确定事项，需要接受无数的考验和挑战，必须以小学生的姿态加倍努力、勉力前行。

    周恩来在应答中，掷地有声地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重整河山、改天换地的高度自信。“应当”表达了坚定不移的决心，“都能考试及格”意味着在治国理政、自身建设的方方面面都能向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周恩来在应答中，还十分慎重地提醒“不要退回来”，这是一种超乎寻常的冷静，显示出强烈的忧患意识，是对未来风险的高度警觉。

一番推心置腹的劝导

    1949年3月，工商界著名代表人物、几十年远离官场的黄炎培来到北平。

    新中国成立后，10月11日晚，周恩来前往安儿胡同黄炎培家中拜访，诚恳提出邀请其担任政府公职。黄炎培仍抱定初衷，固执地说：“1946年我才68岁，已觉得年老了，做不动官了。如今72岁了，还能做官吗？”周恩来恳切地说：“这不同于旧社会做官，现在是人民的政府，不是做官，是做事，是为人民服务。”这一番肺腑之言，情真意切，黄炎培很受触动，态度也开始松动，当即表示再考虑考虑。

    周恩来深知，黄炎培在旧社会一改读书做官的旧习，不迷恋官场，不贪图高官厚禄，对蒋介石的恐吓、拉拢不为所动，一心致力于创办职业教育学校。“不同于旧社会做官”，这句看似平常的解释，蕴含着对历史的回顾，蕴含着对黄炎培高风亮节、人生操守的赞扬。“现在是人民的政府”，周恩来用一句话道出了新政府的本质属性，道出了与“旧社会”的根本区别，昭示人民政府将展示全新的形象，人民当家作主，一切为了人民，事业的成败最终由人民来评判。

一席语重心长的告诫

    1949年11月21日，周恩来在中南海勤政殿东会议室召集政务院机关工作人员会议并讲话。此时，政务院工作人员只有95人，主要是秘书、警卫和行政人员。可以说，他们是首批进入国家首脑机关的工作人员。为了抓好政风建设，整肃“赶考”纪律，周恩来给他们上了第一课，在关键时刻针对“关键少数”提出了关键性要求。

    周恩来特别强调：“不要只做‘循吏’。”新中国刚刚在一片废墟上建立起来，一张白纸，从零开始，“在革命秩序里创造新的社会”，“要改革，要创新，不要因循守旧”，“要发现和接触新事物，勤劳加智慧，富有创造性地把革命工作做好”，消除歇脚、守摊子思想，激发起“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的雄心壮志。“要打破往日的‘黄圈圈’”。“黄圈圈”就是个“与民隔绝又统治人民的禁城”。“黄圈圈”里“穿黄马褂的人”都高高在上，漠视民情。

    周恩来明确指出，“现在解放了，我们在中南海工作”，要走出皇城，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下山不忘山，进城不忘乡”，“及时把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的指示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传达下去，把初建的国家建设好”。要“当真正的人民公仆”。在这里，周恩来对新政府的工作人员给出了清晰的定位，并要求名副其实，不打折扣，号召“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忠实履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一份言简意赅的守则

    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全会还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作出了六条规定。

    为贯彻全会精神，模范执行中央规定，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周恩来亲笔手书了《党员守则》：“不送礼，不拜寿，不迎送，不搞堂会，不坐轿，少宴会。”这份守则文字简洁，言简意赅。周恩来对自身严格要求，廉洁奉公，在党内外有口皆碑。抗战时期，他写下了《我的修养要则》，在学习、工作、生活上规范自己；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这一特殊时刻，他又为自己立下了规矩，画好了红线。

    与中共中央规定衔接，体现了周恩来高度的党性自觉。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吹响了夺取全国政权的集结号，号召“两个务必”，并作出了“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要把中国同志与马、恩、列、斯平列”的六条规定。周恩来以高度的党性原则，自觉执行党的纪律，同时依据中央规定庄重写下《党员守则》，为自己树立了一面镜子，为执政后的共产党人廉洁自律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

    从自身实际出发，体现了周恩来鲜明的个性特征。周恩来拟写的六条与中共中央规定的六条，总体上保持一致，对“送礼、拜寿”作了明确约束，将“少敬酒”升格为“少宴会”。涉及个人崇拜的内容，没有照搬照套，而是作了更加贴近自身实际、更为务实的调整，将相关条款改为对“迎送、堂会、坐轿”的限制，避免虚化，彰显个性，便于执行与接受监督。

一则开宗明义的公告

    1949年12月30日，周恩来主持政务院第13次政务会议，讨论通过《政务院公告》，并于第二天，也就是旧年的最后一天公开对外发布。具体内容是：“兹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在元旦和春节，除放假外，一律不许宴客、收送礼物，并不相互拜年。”

    公告文字简短，实实在在，一字千钧，没有繁文缛节，没有闲言赘语，仅有39个字，开宗明义，直奔主题，一方面显现了新中国建立之初清新务实的文风，同时表明周恩来对于传承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等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的高度关注，对新中国建立伊始政风建设的极端重视。

    锁定特殊节点，慎始慎终。1950年的元旦、春节，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迎来的两个具有传统意义的重大节日。喜庆也有考验。按照民间习俗，元旦、春节期间，人们相互之间恭贺新年，走亲访友，互致问候，无可非议。但也有一种传统陋习在旧时官场盛行。政务院在周恩来的悉心指导下，在新年将至的节骨眼上发出公告，意在倡导新风，破除陋习，防患于未然，达到预防重蹈覆辙、警惕沉渣泛起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