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手总在阴雨天发颤，有时竟能抖得搪瓷缸里的茶水泛起细浪。他说这是当年在战壕里冻的，可我知道，那些深嵌在皱纹里的往事，比寒气更让他难眠。

    父亲出生于1928年冬，还不到半岁祖父就去世了。驼背的祖母为了活下去，带着襁褓中的父亲改嫁到邻村。可惜屋漏偏逢连夜雨，不几年继祖父也去世了，父亲只好跟着祖母在村口的废墟搭窝棚过日子。父亲10岁那年的冬天，村口的老酸枣树被日本人锯断时，树汁在冻土上凝成像血的冰晶，日本人把废墟当作扼守邻近10来个村庄的交通要塞，持“良民证”者才能通行。

    那个时候，祖母又矮又驼背，父亲年纪小，日本人并不太在意他们。村里有一位长父亲七八岁的青年在城里念书时加入抗日组织，常常回乡宣传抗日救亡思想，引起了驻扎日本人的注意。祖母就带着年幼的父亲暗地里跟青年对暗号，比如窝棚的门关上表示有情况，打开表示安全，帮助青年顺利开展了10来次抗日宣传活动，也招了不少人马。

    15岁那年，父亲跟着抗日队伍离开了家乡。他给我们描述最惨烈的战斗时说，漫山遍野都是枪炮声，震得人耳朵里嗡嗡响，像有成千上万只马蜂在飞。他趴在战壕里，能闻到焦糊的皮肉味混着泥土的腥气。有个16岁的娃娃兵，胸口还别着母亲绣的平安符，临死前絮絮叨叨地说想回家看麦浪。父亲说那夜的月亮红得吓人，照在断肢残骸上，像泼了一地的胭脂。后来，部队打散了，父亲拖着伤腿往南走，饿了就扒树皮，渴了就喝田边水。有次在破庙里遇到个同路的老兵，两人分食一块发霉的饼，老兵说等胜利了就回老家种稻子，可没走出10里地，就倒下了。

    每次讲这些往事，父亲的声音总会低下去，像水流过卵石滩。他会从樟木箱底翻出件打满补丁的军衣，指腹一遍遍摩挲袖口——那里磨破的边缘还留着弹片划过的焦痕。阳光透过窗棂落在他花白的头发上，恍惚间，我总能从他身上看见那个15岁的少年，背着行囊站在村口，眼里有怯怯的光，却藏着不肯折的脊梁。

    有一年清明，我陪父亲回到废墟旧址。当年的废墟已被开垦成一块块良田，父亲蹲在一个角落扒拉着碎石和瓦砾，居然摸出个残缺不堪的小瓷罐，里面还静静地躺着半张泛黄的“良民证”，边角被虫蛀得参差不齐，却还能依稀看出模糊的字迹。父亲用袖口擦了又擦，手又开始发颤，这一次，我看见有浑浊的泪滴落在纸张上，洇开一小片深色的痕迹。

    再后来，父亲的手颤得更厉害了，阴雨天里端起搪瓷缸，茶水晃出的细浪像在复刻当年战壕里的泥泞。他总爱坐在老藤椅上晒太阳，指腹一遍遍划过那张残缺的“良民证”，像在抚摸一个民族结痂的伤口——我终于明白，那些深嵌在皱纹里的往事从不是负担。那个趴在战壕里听着娃娃兵说“想回家看麦浪”的少年，那个拖着伤腿啃树皮的士兵，那个在清明时节泪落瓦砾堆的老人，早已把自己的骨骼长成了支撑我们站立的脊梁。